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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弥勒信仰中心地位探源
来源: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 发布时间: 2009-05-04 11:28

    奉化有两大佛教名刹,一是位于溪口雪窦山上的雪窦资圣禅寺(简称雪窦寺),二是位于奉化市区的大中岳林禅寺(简称岳林寺)。雪窦寺始创于晋代,岳林寺始创于南朝梁大同二年(536年),历史悠久。唐、五代之际,奉化出了一位高僧契此,号“长汀子”(因他是市区长汀村民收养长大),曾在此两寺讲经弘法,以其常携布袋行走,故世称布袋和尚。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布袋和尚在岳林寺东廊磐石上端坐说偈:“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偈毕而逝。故人们将他称为弥勒菩萨化身。宋崇宁三年(1104年)岳林寺住持昙振在寺内塑起第一尊布袋弥勒,其后从浙江到全国到处图其形象,代替印度天冠弥勒,岳林寺、雪窦寺也被视作“弥勒应迹胜地”,被定为弥勒道场,从此奠定了奉化弥勒信仰中心的地位。
    奉化之所以成为弥勒信仰中心,事非偶然,而是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宗教演变、地域环境,以及布袋和尚本人素质等诸多因素所促成。
    唐朝末年的社会动乱是产生布袋弥勒的历史背景。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封建王朝,但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由盛转衰,到晚唐僖宗年间,已经失去控制能力,最后分裂为“五代十国”。北方由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相继统治,南方出现过南唐、前蜀、后蜀、吴越、吴、南汉、北汉、南来、楚、闽等十个小国。国家分裂,烽烟四起,社会动荡,人心不安,人们都想找一个躲避战祸、安身立命之地,因此,寺院成为向往的理想之处,出家成为许多人的人生归宿。契此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入岳林寺,削去青丝,披上袈裟,当了出家人。
    南北朝、唐代两次弥勒演化是产生布袋弥勒的宗教背景。南北朝时,东阳郡乌伤县(今浙江义乌)出了一位佛教信徒,名叫傅翕,人称傅大士,自云系弥勒菩萨分身世界,济度众生。24岁时,弃家隐居其县之松山,修绝粒长斋,长达几十天,容颜如初,于是州县乡民信服,遂传傅大士即为弥勒化身。后来傅翕又在自己家乡建造了一座双林寺,拥有不少信徒。534年,傅翕遣弟子到金陵(今南京)求见梁武帝萧衍,称傅翕为“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萧衍也笃信佛教,对傅翕自称弥勒现世深信不疑,把傅翕迎之入都。傅翕行色从容,入殿与武帝应对,萧衍给予特殊礼遇,从此名声更显,传之更奇,有些地方就以傅翕白衣长发形象,塑造佛像,当作弥勒供奉。这是弥勒的第一次演化,并为佛教中人士所确认。唐代武则天想取代李氏当皇帝,怕天下人反对,也曾利用弥勒当来下生,以制造神示天授的神话。她利用佛典《大云经》和《大云经疏》为符谶,言“则天是弥勒佛下生,作阎浮提(人间乐土)主,唐氏合微”。以此为据,废掉睿宗,正式登基,改国号为“周”,改年号为“天授”。武则天当皇帝11年(690-701年),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崇拜弥勒的热风,有的地方把弥勒佛像塑成头戴九龙平天冠的女皇,现在敦煌石窟中还留有这种佛像。这是弥勒的第二次演化,为时虽然短暂,但影响不小。经过这两次弥勒化身现世,天上弥勒可以转化为民间凡人,成为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为布袋弥勒的出现,或者说弥勒的第三次演化铺下了基石。所以,布袋和尚的《辞世偈》一传开,人们很快就相信布袋和尚为弥勒化身了。
    奉化的地域环境是产生布袋弥勒的深厚土壤。奉化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建县。奉化之名,有人解释:“以其民淳,易于遵奉王化,故名。”“王化”者,名为王室的教化,实质上就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在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也是王室教化百姓的主要内容。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体的儒家文化,与外来的佛教文化相互渗透,支配着古代奉化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比如,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孔子解释为“仁者爱人”;弥勒文化的核心是“慈”,佛教解释慈是“施给人们最大的快乐”。儒家文化对人讲“恕”,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不施于人”;弥勒文化讲“善”,就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儒家文化讲以“和”为贵,所谓“君子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万物得其和以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弥勒文化讲以“忍”为上,佛教徒修行的“六度”,或称“六波罗”,“忍辱”就是其中之一。在儒、佛两种文化的熏陶下,古代的奉化人恪守祖训、乐天知命、乐善好施、和睦相处,形成了融洽和谐的民风,出现像布袋和尚那样集中体现这些精神风貌的代表人物是不足为奇的。
    奉化的佛教氛围是产生布袋弥勒的重要基础。佛教于晋代传入奉化,有尼姑在雪窦山顶建“瀑布院”,成为奉化建寺之始。南北朝时又建了崇福院(即后来的岳林寺)、白雀寺(位于江口塔山)、垂鸿教寺。唐朝懿宗大中、咸通年间(859-873年)佛教在奉化传播日广,新建禅院38座。稍后的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明州刺史黄晟,给雪窦寺施田1300余亩,南岳下第五世常通禅师从安徽宣城来主寺事,扩建佛殿斋宫、钟楼经阁、禅房藏室凡数百楹,成为规模盛大的十方禅院。崇福院也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由住持闲旷禅师从县江之西迁到县江之东,扩大规模,寺名改称岳林寺。所以,布袋和尚在奉化活动的唐末到五代时期,正是奉化佛教大发展的时期。奉化周边地区有普陀山、天童寺、阿育王寺、大佛寺等名山古刹,香火鼎盛,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在这个时期,有更多人出家为僧,也更有条件产生出类拔萃的高僧,布袋和尚正是在此时应运而生。
    契此和尚独特的个性和风格是产生布袋弥勒的决定性因素。为什么在如此众多的僧侣中唯有契此和尚被认定为弥勒化身,而且自宋代以来千余年独占鳌头、稳坐不移?这就要着重探寻契此和尚的魅力何在?
    第一,布袋和尚的下层游方僧身分,为群众所欢迎。西方传过来印度戴冠弥勒,高贵而不可亲;傅大士白衣长发弥勒,高攀权贵,行为庸俗,也为群众所不取;武则天的假弥勒,随着她失去帝位,也被百姓所抛弃。契此既是出家僧人,又是走动在民间的“俗人”,处在中道地位,有极大的亲和力,适应了绝大多数人的心理要求。
    第二,布袋和尚宽容、欢喜、慈悲、自在的精神和理念,为群众所需要。佛教信徒到寺院拜佛为了什么?一是化解腹中愁闷,求得精神上的宽慰;二是祈求去祸得福,免除天灾人患;三是希望实现人生各种理想和愿望,如此等等。而布袋和尚生前正是实实在在地做了这些方面的许多好事,帮助群众解决了很多困难和问题,所以成为群众崇拜的对象。
    第三,布袋和尚的形象,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布袋和尚的大肚,一方面体现了佛教的宽容精神和佛的博大胸怀,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善于吸收、消化与理解外来文化的特征,恰好表达了两种精神与两种文化的合而为一。弥勒的胖肚还有一种多福的寓意,中国人以发胖为发福,长期的短缺经济历史造成了人们以胖为美、以胖为福的心理,特别是对衣食不继、难得一饱的下层人民来说,胖就意味着丰衣足食,意味着健康与幸福。布袋和尚的笑口大开,与他的矮身大肚是完全相应的,试想假如让袒胸露腹的弥勒一脸严肃,故示庄严,那该是多么滑稽可笑!所以“大笑”与“大肚”十分和谐,构成了一个心宽体胖、和蔼可亲的整体形象。封建社会灾难深重、温饱难得的农民和信众,他们是多么想过上足衣足食、心宽体胖、笑口常开、自由自在的日子。所以,布袋和尚的形象一塑造成弥勒佛像,就休想再以别的人物形象取而代之了。
    第四,布袋和尚的形象,还受到官方的认可和推崇。这在封建皇帝专政的时代,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契此既出世、又在世,既神奇、又平常的风格,不仅吸引着民间众生,还逐渐受到官方的青睐。契此在圆寂不久的宋代,就屡次受到皇帝的封号。宋仁宗封他为“定应大师”,宋哲宗封其塔墓为“定应大师塔”,宋徽宗以自己的年号命名岳林寺供奉布袋弥勒的殿堂为“崇宁阁”。布袋弥勒之所以得到官方认可,是因为官方一方面想利用神异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一方面又害怕有人利用神异惑众造反,而契此既有神异之举,又没有越出官方许可的范围,所以能在官方的助推下日益扩大其影响。
    布袋弥勒在奉化这块土地上产生,在奉化广大人民群众中出现,反过来,他又影响奉化的知名度,影响奉化人的精神状态,影响奉化佛教的发展,并影响全国和许多国家的宗教生活。
    人民群众把布袋和尚抬上弥勒宝座,天天有不知多少人到寺院参观,或者烧香拜佛,他们把布袋弥勒看成理想人物的化身,潜移默化,学习布袋和尚的待人处世之道,千余年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奉化人的精神风貌,成为奉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久前,奉化滕头村荣获联合国授予的“世界十大和谐乡村”,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布袋弥勒产生在奉化,中国第一个世界级的和谐乡村也出在奉化,两者恐怕有其一定的内在联系。
    布袋弥勒产生于五代,雪窦寺在古代的鼎盛时期就在紧接五代的宋朝,两者恐怕也有渊源关系。宋朝皇帝在给岳林寺和布袋和尚赐额和赐号的同时,在雪窦寺的历史上发生了仁宗“梦游雪窦”的故事,真宗给雪窦山千丈岩瀑布命名为“东浙瀑布”,理宗御书“应梦名山”,命名雪窦山为“应梦道场”。在雪窦山、雪窦寺声名鹊起的情况下,不少高僧、名僧相继来主寺事,宋代智觉、明觉两位佛界高僧,在雪窦寺担任方丈,更是雪窦寺的光辉一页,时人以“二觉道场”与“应梦道场”并称。
    宋、元以来,布袋弥勒的故事流向全国,成为戏曲创作的题材。元代作家郑廷玉创作的《布袋和尚忍字记》,明末清初嵇永仁撰写的《痴和尚街头笑布袋》,以及清末奉化进士孙锵创作《锡六环》等杂剧,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布袋弥勒不仅为我国佛教徒所崇拜,而且在日本、朝鲜、东南亚及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也塑像供奉。印度是弥勒的发源地,但随着佛教文化的相互交融,印度人也喜欢上了魅力无穷的布袋弥勒佛像。在日本更以“七福神”之一而受到民间喜爱,称其为知足快乐之神。1988年4月8日下午,20余名日本友人,从宁海温泉赴宁波,路过大桥,特地到岳林寺遗址朝拜了弥勒。在岳林寺重建过程中,不断有日本佛教信徒来奉化寻访弥勒道场,敬香礼佛,先后有十余批之多。
    作为弥勒信仰中心的奉化,具有完整的道场体系。布袋弥勒出家圆寂的岳林寺,有宋代皇帝赐名的供奉弥勒大佛的“崇宁阁”;布袋弥勒讲经弘法的雪窦寺,有全国独具的“弥勒宝殿”;布袋弥勒筑塔埋骨的中塔院,上塔院、下塔院夹辅,坐落于市区名胜锦屏山。这一系列的布袋弥勒历史遗迹,为佛教信徒参拜弥勒提供了多种理想的场所。
    奉化弥勒信仰的中心地位日益受到佛教界和社会知名人士,以及国家宗教局领导的肯定和推崇。上世纪30年代,近代佛学泰斗太虚大师在住持雪窦寺期间,曾经倡议把雪窦山和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并称佛教五大名山。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出版的佛学辞典曾记载:“今有人提议于四大名山外,加雪窦弥勒道场为五大名山。”1987年重修雪窦寺期间,全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莅临视察,赞同此说,并建议重建中的雪窦寺,增加一座其他寺院所没有的弥勒宝殿,以突显五大名山、弥勒道场的特色。此议已经实现。2000年6月,奉化召开首届中国弥勒文化学术研讨会,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应邀到会,他在开幕式上讲话中说:奉化作为布袋和尚出家、圆寂之地,作为全国弥勒道场,我希望能够下功夫建成弥勒文化博物馆,显现社会主义寺庙的新面貌,把它的影响带到全国各地,带到全世界。2005年9月23日,经国务院宗教局批准,在雪窦山建造露天布袋弥勒大佛铜像,高度38米,为当前全国最高的锡青铜弥勒大佛。2006年12月29日,雪窦寺举行露天弥勒大佛奠基庆典法会,国家宗教局领导发来贺信,内云:“自古以来,以浙江奉化为中心的弥勒信仰,是典型的中国化佛教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份。”十分明确地肯定奉化弥勒信仰中心的地位。
    为了进一步体现奉化弥勒信仰中心的地位,露天弥勒大佛景区建设正在抓紧进行,岳林寺复建也在加快步伐,布袋和尚埋骨的中塔佛塔亭修建工程也已被提上了日程,弥勒文化的研究有了加强。奉化将为海内外人士提供一个更为完美的佛教旅游和朝拜弥勒的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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